中国足球职业化20年_中国足球职业化20年词典

1.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趋势?

2.从局部到整体，足球职业化背景下鲁能青训咋样呢？

3.中国足球没有职业化之前是亚洲一流球队，为何职业化后变为二流又成三流？

4.足球的职业化，对中国足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5.如何看待我国足球职业化

6.国脚消失20年，足球之乡的传统从未真正断档

“中国足球没戏了”是2021年中国足坛被讨论最多的话题。

球迷们有这样的感受并非没有缘由，新政一个比一个激进，球队一个又一个解散，新闻一个比一个荒唐，很难不让人感到绝望。

事实上，早在23年前，就有一位足坛名宿发自肺腑地怒斥“中国足球没戏了”。他并没有范志毅那样人尽皆知的名气，效力的球队也非顶级，但故事写满了棱角。

1998年8月9日的甲A赛场，延边客场战前卫寰岛，延边队在先打进一球的情况下遭遇主裁判一个误判点球，最终1比2 败北。赛后延边球员高仲勋在接受访时情绪激动地喊出了那一句“中国足球没戏了”。

这句话就像一把匕首刺中了中国足球的要害。高仲勋也像个预言家那样，猜中了中国足球的今天。

提起高仲勋，老一辈球迷一定有着深刻的印象，有人说他是90年代的中国第一中场，有人热衷于用东北汉子来形容他，而更多的时候，他的角色是延边名宿，是“延边旋风”的代言人。

1965年，高仲勋出生于吉林延边，不到20岁就进入了吉林省队，曾代表国青队以主力身份参加世青赛，击败英格兰国青、乌拉圭国青等一众强队。

之后随着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高仲勋成为延边队的重要成员，他主要司职后腰和前腰，除了让人放心的控球外，直塞球也堪称美妙。

1992年亚洲杯，当时的洋帅施拉普纳对高仲勋的才华十分看好，把主力位置交给了他，他渐渐地成为了国家队中场的绝对核心。

高仲勋作为中场核心在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发挥十分出色。尤其是小组赛生死战面对实力强劲的伊朗，高仲勋几乎是利用全场唯一的机会把球传入球门，赢下了“最难啃的骨头”。艰难出线的中国队越战越勇，冲入决赛，这也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次。

作为当时中国足坛技术最好的中场，高仲勋的特点被形容为延边队的“金毛狮王”巴尔德拉马，自然而然成为球队的灵魂与核心。

1996年，高仲勋在足协杯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中被踢成重伤，一度离开赛场9个月，但这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等来了一个被中国足球铭记的巅峰。

19年，韩国教练崔殷泽执掌延边，高仲勋成为延边的领袖，和球队一起刮起“延边旋风”，在开局1平4负的情况下，勇夺甲A第四名。

19年至1999年是延边足球的高峰，球队还在1999年打进足协杯四强，并多次上演斩落领头羊的好戏。

然而，小球队的悲哀就在于，很难长期维系一个高水平的状态，进入新千年之后，高仲勋逐渐高老，于2001年选择退役，延边足球的新老交替则极其不顺利，由此步入一个黑暗时期。

2000赛季，延边队在甲A排名垫底，从而不幸降入甲B。而在降级之后，延边一线队以及甲B联赛参赛资格，被转卖给了浙江绿城，只能从第别联赛打起。

延边队是中国足坛小城球队的标杆，而高仲勋是中国足球少数民族球员的翘楚，只是二者在巅峰之后的故事都没有那么美好。

高仲勋退役之后，延边足球始终处于挣扎之中，直到2014年才成功冲超，此后征战顶级联赛四个赛季，为球迷们带来过无限美好。但在资本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理想都能实现，2019年，球队陷入危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最终退出中国足坛。

至于高仲勋，他职业生涯二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吉林和延边足球，多次放弃外界伸出来的橄榄枝，一直坚守、不忘初心，男女老少都爱足球的延边人民将其视作镇山之宝。但在退役之后，这名足坛名宿的日子过得并不顺畅。

2001年，在喊出“中国足球没戏了”三年之后，36岁的高仲勋退隐江湖。据吉林媒体报道，退役的高仲勋和朋友合伙做生意，开过歌厅，但是做生意做得不太成功，最终宣告失败。

这期间高仲勋一度被安排在延边足协负责体校足球培训工作，由于当地经济条件不够发达，所以收入和球员时代相比天差地别，月薪只能拿到差不多1000块钱。

高仲勋还曾去一家韩国人开办的足球学校担任青训教练，然而因为资方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两年的时间没有能够拿到工资，几乎以欠薪状态给别人白干了两年。

尽管怒斥过“中国足球没戏了”，有着铮铮铁骨和满腔热血的高仲勋，还是在不惑之年纵身投入到足球事业之中。

高仲勋没办法挽救延边足球，对中国足球的整体大环境也无能为力，却将儿子培养成又一个绿茵场的希望之星。

高仲勋的儿子，就是如今的国足后卫、广州队大将高准翼。

高仲勋从小就教儿子踢球，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随后他又把长子高准翼送到了日本联赛去打拼。

高准翼的发展轨道也没有让父亲失望，他从河北队出道，于2019年加盟广州，25岁的年纪就成为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当红之星。子承父志的故事，以美好的方式在续写。

有的人就是这样，一边直言痛陈黑暗，一边又义无反顾地让自己化作希望于黑暗之中抗争。也许，在另一个维度上，高仲勋依然想要等待着光明降临中国足坛。

23年前，高仲勋那句“中国足球没戏了”振聋发聩，但如果中国足球多一些他这样的人，谁又敢说未来会没戏呢？

我国职业足球发展趋势?

中国足球职业化12年大事纪

◎ 2004-10-21

“红山口会议”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决定把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以袁伟民、王俊生、许放、孙宝荣为专职副的足协新一届领导班子。

“棒槌岛会议”

1993年10月14～19日，中国足协在大连棒槌岛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决定把1994年甲级A组联赛作为联赛改革试点，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逐步与国际接轨，实行俱乐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注册制，实行球员流动，继续实行球员身体素质测试，实行俱乐部门票分成，促进球队向职业化过渡。稍后中国足协颁发了相关竞赛文件。

至1993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规定的建立职业俱乐部的截止日，全国11个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都分别成立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几乎涵盖了参加1994年甲A、甲B联赛的24支球队。

甲A联赛元年

1994年3月17～20日 中国足协在昆明进行20支队伍359人参加的体能测试，结果245人达标，114人不合格，其中28人被禁止参加体能补测。被淘汰的著名球员中有:李红军（吉林）、蔡晟、冯志刚（武钢一队）、翟彪（北京）、李红兵（江苏）、李强（青岛）等。

1994年4月17日(第一轮)经过重新包装的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开始，开幕式在成都举行。六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首轮比赛，其中成都和延吉的观众都达到4万人以上，昭示着中国足球开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

延边队

1995年10月8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16轮，四川全兴队主场和延边现代汽车队的比赛中，延边队为抗议裁判“执法不公”，消极比赛，场上出现了罕见的、不正常的只守不攻的场面，以0∶6负于四川全兴队。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延边现代队。

亚洲定位大讨论

19年5～11月 中国队第六次冲击世界杯未果。引发了一场如何为中国男子足球在亚洲定位的大讨论。

健力宝模式

1998年7月22日 组队五年赴巴西留学的中国健力宝青年队（原中国健力宝少年队）解散。有关“健力宝模式”的孰是孰非，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会成为中国足球界的重要话题之一。

球员国际化

1998年8月 辽宁队球员李金羽转会法国南锡俱乐部。北京国安队队员杨晨租借到德国法兰克福俱乐部队（次年转会）。上海申花队的范志毅和大连万达队的孙继海加盟英国水晶宫俱乐部队。这是中国球员继古广明、贾秀全、柳海光等之后，再次进入足球发达国家的赛场。

“隋波”

1998年8月22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B组联赛第十六轮云南红塔和陕西国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国力主教练贾秀全公开指出本队个别球员（“三号隋波”）表现不正常。稍后，俱乐部声称赛前有人曾企图收买本队球员，并有录音带为证。虽然中国足协介入调查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万达退出”

1998年9月27日 1998年中国足协杯半决赛大连万达队和辽宁队次回合比赛中，由于对主裁判俞元聪三个点球的判罚不满，导致万达队出局，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键林怒发冲冠，宣称“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坛”。

“渝沈球案（风波）”

1999年12月5日 在全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第26轮比赛中，濒临降级威胁的沈阳海狮队在最后时刻客场战胜重庆隆鑫队保级成功。广大球迷及媒体对该场比赛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强烈不满，怀疑是球。虽经中国足协派员调查，仍是不了了之。

反黑风暴

2001年末～2002年初 由于2001年甲级B组联赛中的不正常现象，广州吉利、浙江绿城两个俱乐部揭爆中国足球界的裁判黑幕，引发了中国足球前所未有的反黑风暴。2002年3月15日，龚建平成为第一位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正式逮捕的足球裁判员，十个月后被判10年有期徒刑。

甲A谢幕

2003年11月30日，为全体中国人带来过无数喜怒哀乐的甲A联赛隆重谢幕，“前途无量”的甲A将退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的历史舞台，被更具诱惑力的“中超”取代。

中超开战

2004年5月15日 中超首轮开战。

2004年10月 北京现代罢赛，北京国安俱乐部致电北京足协退出联赛

从局部到整体，足球职业化背景下鲁能青训咋样呢？

2019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宣布退出中超公司，不再拥有中超公司股权，只对重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中超联赛将完全由职业联盟管理。

中国足球要改革，“职业化”是必由之路，由各主要职业足球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懂专业也懂市场，可谓最知水深水浅之处，也最明白对症下药。在这方面，职业联盟必有作为，值得期待。

中国足球商业化历程

中国足球简称“中超”，开始于2004年，前身为1989年成立的中国足球甲A联赛，由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是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职业体育赛事，也是全亚洲最具竞争力、平均上座率最高的足球联赛之一。

在过去15年中，中超联赛逐步商业化、市场化，在媒体版权销售、门票销售、赞助收入、衍生品开发以及整体社会影响力均为国内领先赛事，被视为“中国体育赛事第一IP”。

早期阶段(2004-2009年)：2004年，中国足球协会在总结中国十年职业足球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中国职业足球竞赛水平和品牌，正式推出中国足球协会，即中超联赛。成立之初的中超联赛由中国足协管理，行政管制较为严重。

成立元年，发生了G7革命，7家足球俱乐部向足协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要求足协放开对中超联赛的行政监管。

2006年，中国足球协会与所有中超联赛参赛俱乐部共同出资成立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的中超公司36%的股权由中国足协持有，16家俱乐部各持有4%的股权，足协对中超公司具有控制权，足协和体育总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中国足协受控于国家体育总局，所以实际上中超公司间接听从国家体育总局管理。

商业化起步阶段(2009-2014年)：2009年，中国足球打黑行为和中超联赛内部腐败让中超品牌风雨飘摇。2010年，恒大加入中超联赛，中国足球进入金元时代。2012年，中超联赛16支球队单季投入超过30亿元人民币。

商业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以来)：2014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获得中超联赛3年独家冠名权。2015年，中超联赛在冬季和夏季的援引投入排世界第二，仅次于英格兰足球。2016年，体奥动力以80亿元购买中超联赛未来五年全媒体版权，中超联赛在巴西、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实现转播。

中超15年快速发展，目前拥有20多家合作伙伴，实现全球化转播。中超逐步加快商业化步伐，目前海外转播平台增加到20多个，覆盖范围达到96个国家和地区，耐克、嘉士伯、中国平安等20+企业先后成为中超的赞助商或合作伙伴。

中超联赛认可度和影响力持续增强

中超联赛国内认可度和影响力持续增强。中超联赛15年内共举办6708场比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与直辖市。中超联赛现场每场观赛人数由2004年1.1万人增长到2018年2.4万人，增长超过两倍，比赛转播累计收视人次从2007年1.4亿增长到2018年6.8亿，新媒体成为重要收视媒介。

中超联赛俱乐部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持续提升。德勤《2018年中超联赛商业价值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2018年内共有9支不同的中超俱乐部入围亚冠，在亚冠赛场中的整体成绩较之前也有所提升;最近三届世界杯中，共有18位球员入选，入选人员增长迅速。

中超联赛拥有众多海外媒体，海外转播机构覆盖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同时与英超联赛、西甲联盟等全球顶级赛事建立深入合作，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

足协退出中超公司 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2019年10月16日上午，中国足球协会宣布退出中超公司，不再拥有中超公司股权，只对重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中超联赛将完全由职业联盟管理。

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对此表示：“足协只对重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全力支持职业联盟的发展。足协将充分放权信任市场，足协不会持有职业联盟的股份也不会参与联盟的日常运营，中超公司管理权、经营权和权益分配权交给职业联盟。”。

足球职业联盟16家俱乐部分别为重庆当代力帆、北京人和、贵州恒丰、长春亚泰、河南建业、北京中赫国安、山东鲁能、天津天海、上海绿地申花、河北华夏幸福、广州恒大淘宝、天津泰达、上海上港、江苏苏宁、广州富力、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

中国足球协会原来持有中超公司36%股份，16家中超俱乐部各持有4%股份，足协既是中超公司的控股股东又是管理者。职业联盟成立后，足协不再持有中超公司股份，由职业联盟完全持有，实现了16家中超俱乐部的自治管理。

中国足协宣布放弃中超股份，这样的后撤，是给市场力量让位。这意味着“管办分离”在中国足球最核心的部位有了实质性进展，让中超在市场上冲锋陷阵，协会则做好服务，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理顺。

中国足球要改革，“职业化”是必由之路，而最“职业”的行为其实就是放开手脚、直面市场，在市场上淬炼筋骨，让市场评判价值。由各主要职业足球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懂专业也懂市场，可谓最知水深水浅之处，也最明白对症下药。在这方面，职业联盟必有作为，值得期待。

应该看到，在足球领域“管办分离”，充分相信市场机制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大势所趋。此番足协退股、放手，让人看到了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决心。足球发展没有捷径，必须按照规律办事。成立职业联盟，科学化决策、职业化运转、企业化运营，是引领目前处于困境中的中国足球走向正轨的必由之路。

中国足球没有职业化之前是亚洲一流球队，为何职业化后变为二流又成三流？

1992年红山口会议被看作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1994年甲A联赛职业化开始，2004年甲A联赛改制为中国。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早在1998年就开始筹建，正式成立于1999年，在成立2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鲁能足校为中国足球培养了数百名优秀球员，也算是见证了中国足球的青训发展和职业化。

张海涛，10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94年年仅24岁的张海涛因伤退役，后来张海涛投身于教练事业，参与筹建了鲁能足校的选址招生等一系列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国女子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作为一名球员、一名教练，张海涛对中国足球无疑是相当了解的，在本期的《鲁训侃球》节目中，张导就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背景下，将中国青训尤其是鲁能青训的发展为我们娓娓道来。

在足校和职业俱乐部青训出现以前，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的方式和其他项目并无二样——体工大队。每个足球发达的地区，比如山东青岛、济南，都有业余体校的存在。而体校的教练会到学校里去挑选有潜力并且对足球有兴趣的孩子参加业余训练，被挑选出来的孩子中身体素质优秀或者球性突出的球员进一步会晋升到省队（也就是体工大队）里面。

在体工大队有两种队员，一类是领工资有编制的正式队员，而另一类是掏钱的非正式队员。不光如此，对于那些没有被体工大队选上的球员，不仅失去了在体育方面前进的道路，业余体校频繁的专业训练也会使球员荒废了学业。这种模式以行政领导为主，依靠财政拨款，忽视了足球发展的内在规律，缺少力度较大的激励机制，使得中国足球的发展极为缓慢。

鲁能足校成立于1999年，在筹建的过程中同样遭遇了很多困难。桑特拉奇推荐来的可可维奇为足校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各种的匮乏让张海涛指导等人遭遇了诸多困难。场地是最大的难题，整个鲁能足校在建设初期只有两块场地：如今依然存在的1号场地和以前老校门左侧的沙土场，1号场地的草坪作为训练场地是极其不合格的，沙土地就被划分成好几片区域，并成为小球员训练的主力场地。每次训练后为了下次的训练，还需要有工作人员人工找平。

另一个让张海涛指导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场地画线，当时场地只有外界，人工画线也是歪歪扭扭。具体到细致的训练，都需要教练员用牌子把训练场地给摆好。现在我们不仅有专业的天然草皮和人工草皮，多块场地还经过了FIFA场地质量认证。而且我们的场地线不仅仅是标准的场地划线，还分了非常非常多的区域，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变化，有硬件方面的、更有理念方面的。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方都在上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烙印，足球亦不例外，早年间的南北派足球之分便是一种体现。过去的南派足球以广东、上海为代表，南派足球比较注重细节和脚下技术，南方球员的身材相对弱小，他需要通过技术在场上取得优势；北派足球以山东、辽宁和北京为代表，北方球员的身体素质较好，打法就粗犷一点，身体利用的程度就多一点，可能逐渐地形成某个地域的一些特长。

但随着现代足球的发展，尤其是职业青训的兴起，每个足校都开始面对全国招生，不同地区的球员接受统一风格的足球培训和食宿条件，球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术差异被无限缩小。

而且现代足球就是要将各种技术特点糅合在一起，正因这样才有如今欧洲足球和南美足球的对比。南美足球也是讲究技术，欧洲国家身体和组织更好。以五大联赛为代表的欧洲最高水平足球都是身体技术结合。现在足球的球员模式化比以前明显了很多，因为追根究底足球还是一种整体运动。

许多人说鲁能足校虽然培养了很多职业球员，但是在顶尖球员的培养上却一直匮乏。其实鲁能青训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足球面临的困境。里皮曾经说过：青训方面中国与欧洲最大的差距，就是缺少国际大赛（高水平比赛的）的历练。欧洲年轻球员亮相大赛时间通常较早，丰富的高质量比赛有利于球员成长；而中国年轻球员缺乏比赛经验，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鲁能青训的最大弊端，那就是年轻球员缺少大赛的历练。以韩鹏、周海滨、王永珀等人为例，鲁能青训建校初期培养的球员质量出色，当时一线队的前后两任主教练涅波和图巴敢于使用年轻球员，让他们在顶级联赛和亚冠比赛中早早就得到大赛的历练。看起来他们是牺牲了亚冠成绩甚至是联赛成绩，却为鲁能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主力球员，这也是鲁能在那几年成为中超霸主的根本原因所在。后来的1993一代也算是在职业生涯关键的涨球时期经历了中乙的磨炼。

另一方面是鲁能培养的球员个人特点不够突出。青训应该针对球员的个人特点设计他的训练内容，把球员的个人特点根据场上的位置捏合到一个整体上，从而发挥他在球队中最大的作用，形成一个整体与个人相结合的足球。

足球的职业化，对中国足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理由很简单。以前是专业队的业余队，后来都成了专业队。不仅是足球，还不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专业化项目。

其实专业队的模型也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前苏联发明的。当时，苏联和西方全面对抗，当然要用体育来对抗。最好的舞台当然是奥运会。因为奥运会的创始人顾拜旦不喜欢“职业选手”，所以奥运会不允许专业选手参加比赛。

这时，苏维埃联邦召集了一些运动员，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训练和恢复条件，这些运动员的成绩很快，可以在奥运会上战胜大多数职业化水平。

这是专业运动员。也就是说，我是体育公务员。国家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训练、恢复等所有后顾之忧，他们经常训练和比赛。

认真地说，职业运动员的成本一点也不低。以2002年进入世界杯决赛的中国男子足球队队长马明宇为例，他13岁时入选了四川青年队。那一年我拿了工资。他的工资和他工作了20年的父亲的工资很高。

现在说来，马明宇13岁，领着BAT普通程序员的工资。

本质上专业选手和专业选手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大多数职业化程度不高的运动，专业运动员对业余运动员给予低次元打击。

体操、射击、田径（前苏联）、游泳、冰壶等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项目。

但是，专业化水平高，发展好的项目不一定能让职业选手获胜。

前两年有俄罗斯**《杀死慕尼黑》。我觉得有很多朋友看过。俄罗斯男子篮球队在12年奥运会上杀了美国男子篮球，打破了美国连续12次奥运男子篮球冠军记录。

**虽然很火，但实际参加奥运会的男子篮球是大学生对，参赛选手只有4人之后才进入专业队。

也就是说，前苏联是职业运动员（体育公务员、大学生选手）。足球也一样。前苏联也只在1956年和1988年获得奥运会男子足球冠军。

为什么你认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前是亚洲一流选手？

理由是当时亚洲足球的专业化还不太普遍。比如日本1992年开始职业联赛。韩国在1994年职业化了联赛。

之前，日本和韩国的球队都是企业足球队，是半生产率的选手，所以和完全脱离生产的专业选手相比有优势。

但是，随着日本、韩国和亚洲各国足球的专业化发展，与大众基础和项目的详细情况相比，中国人只喜欢足球，不太喜欢足球，也不得不承认不喜欢让自己的孩子练习足球。

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医疗保障不如发达国家好。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走上“职业选手”道路的人不多。因此，推进职业化的好项目，我们的成绩都在下降。

不只是足球。篮球也一样。专业化时代也有姚明、易建联，但在职业化程度更深的今天，我们最好的运动员是周琦。去NBA照看净水器。

本质上，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是成功的。成绩越来越差，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进步，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进步幅度比我们大。特别是韩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严格说来，我们和日本和韩国的足球成绩的差距实际上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差距。

如何看待我国足球职业化

足球的职业化，可以使得足球更好的商业化，使得球员有生活保障，也可以使得球员的流动性更强。

比如中国在专业体制下，只有省一级球队，球员流动性差，使得辽宁10连冠，其他地区搞足球的积极性下降，也会导致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下降。而职业化以后，球员的流动加强，上海、广东、北京三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首先对大连（辽宁的好球员大部分去了大连队）发起了威胁。而中国足坛的第一个暴发户山东鲁能，最终结束了大连万达——实德的巨无霸时代。比如在辽宁打不上球的高峰，以及实力较弱的河北队的符宾，都来到北京国安，成为队中的中坚力量，也都入选过国家队。这也使得球员从废柴蜕变为球星。

国脚消失20年，足球之乡的传统从未真正断档

职业化的意思就是,让中国足球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

中国足球在1994年开始职业化。以当年的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的开幕为标志。

1994年4月17日，万宝路杯1994年全国足球甲级队（A组）联赛开始，开幕式在成都举行。六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首轮比赛，其中成都和延吉的观众都达到4万人以上，标志着中国足球开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

中国足球甲级A组联赛最早建立于1987年。当年正值第六届全运会召开，以及中国国家队冲击奥运会足球比赛等足球界大事。中国足协籍此机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试行将当年的甲级联赛分为两组，即甲级A组和甲级B组进行。此后赛制几经更改，1994年中国足球全面推行俱乐部制，首届职业化联赛有12支球队参赛，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2004年，中国足球协会正式推出“中国足球”品牌；将原来的甲级A组联赛改制为中国足球，甲A联赛宣告结束。

流媒体平台发达的年代，关于中国足球，球迷圈流传着一句话：画质越低，水平越高——“低画质”时代，是梅州足球的辉煌时期；而如今中国足球金字塔顶尖人才的缺失，成了梅州足球刻骨铭心的痛。

池明华等是梅州足球的过去，刘彬彬、叶楚贵和曾超是梅州足球的现在，那么校园足球“体教融合”之后，梅州足球的未来又会如何？本报访组深入梅州各县（市、区），走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幼儿园到高中的十多所学校，为读者披露“足球之乡”梅州的校园足球发展情况——本期，是该系列的第一篇。

五华奥体中心和 体育 场外的李惠堂雕像

1998年，廖可强29岁。那时候，他用手上的一点存款，在梅州江北的老城区开了一家水果店，成了一名个体户。“我也没读过什么书，初中毕业就到处混了，什么活都试试，我们这里产柚子，那我就卖柚子算了。”

丙村人廖可强有两个爱好，一是打，二是看球。“小时候踢过，没选上体校，就不踢了，看看、笑笑就行了。”他很清楚，踢不上体校，就不是能靠踢球谋生的人，不如尽早找个能养活自己的事干。

同一年，池明华宣布退役。当时，梅州足球乃至广东足球有几种声音，送别、遗憾和期待。送别这位从17岁就入选广东队，经历了“5·19”和职业化的老臣；遗憾梅州没有一支家乡职业球队能够陪伴池明华专业和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步；期待的则是下一个池明华的出现。廖可强还记得池明华是在云南红塔退役的，“梅州穷，没有老板搞球队。客家人是认根的，谁不想在家乡退役？”

1998年，梅州市刚刚设立10年，当时大街小巷总能听到《相约一九九八》和《心太软》。只是，梅州人没有想到，从1956年就开始被称为“足球之乡”、一县走出七国脚的梅州（前梅县地区），会经历一段接近20年的国脚空白期，直到刘彬彬入选国家队。

“足球之乡”和李惠堂成了梅州的名片

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了属于自己的职业化。从那以后，梅州曾经引以为傲的业余体校、体校、专业队的青训体系受到新生的职业俱乐部青训的强力冲击。当金钱成为了中国职业足球最大的动力和变量，当职业俱乐部挥舞着人民币疯狂收割着各地的好苗子，梅州足球成为了最先倒在血泊中的受害者。

1999年谢育新在沈阳海狮俱乐部踢球，那个时候的他，和当年从荷兰回来之后的那个谢育新，足球水平已经是判若两个人。从2002世界杯以后，就是梅州足球的低潮时期，也是中国足球低谷的开始。2015年，由于江南新区的发展，梅州的经济重心开始往梅江河南岸转移。于是，廖可强在江南岸找了一个位置，又开了一家水果店。

许多年后，廖可强得到了一次现场观看池明华踢球的机会。“那是一年村里的贺岁杯，池明华来了，还有郭亿军、谢育新。听说还有伍文兵。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现场看到那么多国脚。”

过年有球看，梅州人绝不会落下，更不要说还有这么多前国脚和省队球员。“球场里全是人，还有好多是从五华和兴宁来的，有四五千吧，过年的时候人是多一点，好多梅州人都从外面回来了。”一边说，廖可强一边掰开一个柚子，“小的时候，有些人买不起足球，就踢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丙村村民观看贺岁杯（via球乡）

上周日凌晨，中国国家队再次前往阿联酋沙迦。中国队将在这里迎战阿曼和澳大利亚。前四场1胜3负，以及比赛过程中的有心无力，让人们对于国足的出线不抱任何信心。

随国家队出征“十二强赛”的刘彬彬是梅州人。不过，他在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梅江区人民小学，进入鲁能足校。在那里，他最终成长为新的梅州籍国脚。当初的梅江区人民小学，如今是整个梅州市校园足球的佼佼者，近年来参加各级比赛都获得优异成绩，并为多家职业俱乐部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足球苗子。10月中，今年的“杯”区级选拔赛刚刚打完，人民小学又一次拿到了第一。

在梅江区的校园足球圈，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铁打的人民小学，流水的校长。梅江区人民小学历任校长均高度重视校园足球工作。梅江区对于小学校长的职务取轮岗制，可不论谁到人民小学当校长，他们的足球成绩都不差。

现任校长饶小雯曾经背着不小的包袱：“来这里，我有很大压力。别人都知道人民小学的足球是特色，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别说真地退步了，哪怕我们不进步，别人都会认为我们在后退。”

饶校长为新学期校长杯比赛开球

饶小雯是2020年来到人民小学的。虽然是女校长，但她并不是足球的门外汉。1980年代念梅县区松口中学时，她就与众不同。别的女孩都在唱歌跳舞，她却跟着师哥师姐玩起了足球。“纯粹是因为独特的爱好，所以就玩了一下足球，越玩就越喜欢。”

论场地，人民小学不是梅江区最好的学校。梅州虽然经济落后，但在球场建设上，丝毫不吝啬。部分新建的学校，光建球场就投入超过百万人民币。而地处老城区的人民小学，受环境限制，能做的只是将水泥地球场翻修，铺上缓冲层后做成人造草场地。即便如此，场地尺寸仍然达不到常规五人制球场的标准。

饶小雯曾在2013年被评为梅州市劳动模范，不过，在人民小学，她的劳模地位遭受了严重的“威胁”。“威胁”来自负责学校足球教学和训练的钟友声老师。明年就要退休的钟老师，在人民小学干了一辈子。按照饶校长的说法，“我自己是个劳动模范，钟老师比我还要模范。每天他基本上都是天黑了才回家，周末他还坚持带队训练。整个寒、暑他是最忙的，每天都在校园里训练。正是因为有了这么热爱足球的教练，我们的起点才会比其他学校高。”

梅江区人民小学的足球赛

钟老师也有抱怨，有时候，他会找校长投诉自己没有加班费，其他的什么也都没有。这让饶校长很内疚。她总是安慰钟老师，“你有一颗热爱的心，这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说了算，我就评个劳模给你。”

对于这样的状况，饶校长也颇有些无奈，“做校园足球的基层工作，没什么补助，都是凭热爱和奉献。在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我都会尽量帮他们解决问题。”张可光、钟友声等一大批这样任劳任怨的校园足球教练员，为梅州校园足球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人民小学各年龄段的校队有四支。由于场地只有一块，在开展“校长杯”比赛时，校队和梯队的训练就只能等到晚上进行。那时，家长们也都会在校门口等着，没有一丝怨言。饶校长觉得家长们为了支持孩子踢球，付出了不少心血。

梅州人喜欢足球，但足球训练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让家长牵绊。不过，在“足球之乡”，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热爱足球，像他们的长辈一样。梅州学校 体育 圈总是这样说，“梅州人对足球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运动会田径比赛要做工作，但是说到踢球，梅州人不用动员。”

这样的球赛不只是“小球员们”的节日

作为单数年，2021年能够成为 体育 大年，实在特殊。由于疫情在全球爆发，2020东京奥运会、2020都延期至今年举办，加上美洲杯和在陕西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短短几个月内，足球赛事应接不暇。本次全运会，还特别设置了包括了五人制足球在内的群众项目组赛事。在五人制足球甲乙组比赛中，广东队都进入了决赛。甲组决赛中，广东队点球不敌内蒙古，获得亚军，而在乙组决赛中，广东队2比1逆转江苏队拿下金牌。这枚金牌，是广东队在本届全运会上的第二枚金牌。

为广东队连夺金银牌的群众足球队来自梅州市五华县。虽然是群众项目，但这些项目的奖牌同样会被计算在全运会总奖牌榜中，所以广东省 体育 局非常重视五人制足球队的选拔。最终，经过层层竞争，五华县代表队获得了代表广东队出战全运会的资格。

魏远平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也是广东队参加乙组决赛的队长，身穿10号球衣，是球队里的大哥。“省里面很重视这次全运会，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专业的教练团队。足协叶细权不仅来看了我们的训练，还参加了我们的出征仪式。”

魏远平获得金牌

虽然只是群众项目，但这块金牌的含金量一点不低。在专业教练团队的指导下，魏远平他们经历了接近半年的严格训练。五人制足球和11人制足球不同，需要除门将外的四名球员不断跑动，所有的战术都建立在不停跑动的基础上。这对体能是个极大的要求，对已经四十多岁的魏远平更是一种折磨。“职业球队的训练强度太高了，练体能时，每天回家腿都发抖，手上也没力，茶杯都举不起来。”魏远平对那段经历印象深刻。

并非每个参加全运会球队训练选拔的人都能留下来，随着训练的深入和细化，逐渐有队员离开，基于各种原因。有人因未达标准，有人因坚持不下去，有人因为工作太忙了。五华县教育局的廖海锋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廖海锋是拼命三郎，每次训练、比赛都是拼得最凶的队员之一。他想去参加全运会，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已经错过一次冠军。有一次去北京比赛，他连机票都买好了，最后因工作太忙，没去成，结果球队在北京夺冠，此前是主力的他最终成为了庆功宴上的看客。没有人能预先知道球队会夺冠，不过廖海锋对球队有坚定的信心：“五华的足球，在梅州都是顶尖的。”所以，他一直把冠军当做自己的目标。

梅州球员代表广东对阵江苏队（via球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一次，他还是没能成行。体卫艺的工作很多，别看“体卫艺”只有三个字，实际上包含了学校 体育 、校园足球、卫生教育、艺术教育、国防教育等工作。作为五华县校园足球办公室，每年要组织举办五华县“县长杯”校园足球联赛600多场赛事，还有杯和杯的出队任务以及县足球夏令营选拔赛，还要承办省、市校园足球赛事及活动。工作让廖海锋很难兼顾球队的训练。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放弃。

“他们欠了我两个冠军了，”廖海锋有些不甘，“拿了金牌的队员还有奖金。我要是去了，回来就要请客吃饭，从五华请到梅县，主客场都是我的。”

让老廖有些遗憾的是，自己的儿子更喜欢打篮球。“我也希望他能跟我一样踢足球，可是没办法，我要尊重他的选择。”梅州人虽然把足球当成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很理智。能够包容，更能体现“足球之乡”的魅力。

梅州代表广东在全运会五人制比赛摘下一金一银

没有国脚，不代表梅州人没有足球。梅州在足球的普及上还是做得最好的，可能在最顶尖的人才上，确实有缺失，但在基础这一块，在用心、用力狠抓。对外界认为梅州足球出现滑坡的观点，梅州业内人士不是很认同。早在2009年，梅州就出台了振兴足球之乡的十年规划。如今，第二个十年规划也处在征求意见稿的阶段中。

梅州人对自己的足球很了解，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板，同时也对重振梅州足球、南派足球充满了信心。说白了，梅州人不服输。原梅州区光远小学的女校长肖俊珊，曾因光远小学在大课间 体育 活动的评选中只获得三等奖叫屈：“受疫情影响，去年的评选都用了录制的方式。这太不公平了！光远小学场地小，录在气势上就先输了。其实现场看，效果比好很多！要是以后再得三等奖，我就不参加了！”肖俊珊说的是气话，但话里透着那股子不服输的倔强。

今年，她被调到新建的梅江区元城小学当校长。元城小学是2021建成投入使用，硬件条件非常出色，肖俊珊知道，在这里，她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学生爱上足球运动，参与足球活动。

肖俊珊校长

梅州人不服输的底气，来自他们少说多做的实干能力。五华县第一小学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梅州市足球示范学校。校长李钧是个狠人，他本身也是一个足球爱好者，穿着皮鞋也能颠二三十下。早在五华县南山小学担任校长时，由于没有专业的足球教师，李钧亲自担任足球队教练。

到县一小以后，他把原来的泥土球场升级改造为配备塑胶跑道的人造草场，有了基础建设，就有发展的资本。

五华县是梅州的足球强县，足球强校比比皆是。还在南山学校时，有一年，李钧带队外出比赛，他儿子则代表另一所学校参赛。一日，两所学校聚餐时，李钧被别人“鄙视”了——那是一支五华的传统强队，尽管只是玩笑，但对方言语间还是表达了对南山校队的轻视。“三年内，我们一定会战胜你们的球队！”最后，李钧丢下这么一句话。一年后，两队再相遇，李钧的球队完胜，提前两年兑现诺言。

正视短板，才能发挥优势。相比过去一县七国脚的辉煌，梅州人承认自己的滑落，但他们不服输。只要有了良好的土壤，梅州足球的希望就还在，南派足球的希望就还在，中国足球的希望就还在！

李钧（后排戴眼镜）与队友们

梅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罗涤权的身上，有两块校园足球的“荣誉招牌”。他在梅江区任副区长的时候，梅江区被评为全国校园足球优秀试点县区，他个人也被评为全国足球优秀试点县区长。这在校园足球里很罕见，也证明了罗局的工作得到的高度认可。”他反而对这两个奖项看得并不重，在他眼里，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除了是教育局副局长，他还有个重要的身份——足球爱好者。“我一周坚持踢两次球，一次是跟着我们教育局的球队踢，还有一次是跟兴趣相投的球友一起踢。”

罗涤权的老家是兴宁，这个背靠大山的县级市，经济不发达与教育质量高齐名。尽管在2017年颁布的广东省贫困县名单里就没有了兴宁，但那里的经济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出生于10年代末期的他，小时候就在老家的禾坪或者稻田里踢球，光着脚，因为怕把鞋子踢坏了。大山里没有球，就挑软一点的土柚子踢。那时候，山里面的孩子，周末的活动就是踢球。

作为梅州市校园足球工作的分管局领导，他需要考虑得更多。小时候见证过梅州足球的辉煌，也在求学成才时期经历过梅州足球的低迷，这让他对梅州如何发展校园足球有了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足球还是要有土壤。除了学校的普及推广外，还需要更多家长来带动孩子的足球兴趣，像我自己喜欢踢足球，我小孩很小就喜欢跟着我踢。可是有的家长不喜欢足球，孩子受到的影响就小一点。”

2021年梅州市杯

近年来，“体教融合”成为了学校 体育 发展的主流趋势。这个变化让罗涤权很兴奋。对梅州足球的发展目标，他有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梅州足球的下滑和中国足球的下滑是同步的。我们梅州人是南派，重视技术。像谢育新，技术好、速度快，但是和北方球员相比，身高不占优势。本来中国足球就有南派和北派之说。后来，国家队的教练大部分都是北派的，选的球员、定的战术也渐趋北派。我们南派就弱了。其实，我认为中国足球要坚持走南派和北派相融合的路子，足球技术一定要从小抓起。日本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子。”

2010年，梅州市就制定并出台了《梅州市振兴“足球之乡”十年规划》，提出了以重振“足球之乡”的足球雄风为目标，重新擦亮“足球之乡”的品牌。

罗涤权认为：“梅州虽然经济欠发达，但是穷人也要跑步。最基本的要求，我们的体质要做到比珠三角地区的人好，我们要当‘走地鸡’，坚决不能当饲料鸡。客家人能吃苦，也不怕吃苦。梅州要狠抓校园足球的普及和基础技术环节，再通过体质的改善，结合南派足球和客家文化的特点，把属于我们的足球发展起来。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重振梅州足球，重振南派足球。”